8月27-28日，由数央网、数央公益联合国内众多财经及大众媒体共同主办的2020第九届中国财经峰会在上海举行。

作为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盛会，本届峰会备受瞩目，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第九届中国财经峰会主题为信心与活力，峰会为期两天，举办了开幕式、高层论坛、《商业的力量》致敬盛典、数字化大会、财富管理大会、新消费大会、区块链CEO圆桌等多项活动。超过1000位商界、政界、学界代表围绕“抢抓新基建机遇”、“科创引领新时代”、“5G与产业变革”、“AI+产业的无限场景”、“大健康产业新格局”、“金融数字化”、“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未来的银行”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超过200位重要嘉宾担任演讲嘉宾，深度参与媒体超过200家，线上下影响和互动人次超过1000万。

我们现在整个中国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还处于一个增长速度下行过程中，而我们是要争取这个速度状态由原来的高速转为中高速、质量升级发展状态。这个过程之所以出现现在还在延续，我觉得要强调三个因素的叠加。从我们的增长速度前面高点来看，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是10.6的增速，这是两位数的增长状态。这是中国经济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阶段之后，最后一年的高速发展状态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局面了。这是当时我们主观决策上面的考虑，是主动而为之的因素。

我们改革开放走到2010年的时候，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高增长。2010年的情况和前面是一脉相承高度吻合的，但是决策上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面对的黄金发展期或者矛盾期就是要追求一个高速发展、中高速发展局面。当时的矛盾凸显，一个是从物的视角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间，不可体现性体现在雾霾这种大气污染动不动打击大半个中国，大气污染比如说水流动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显然是一个威胁我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能忽视的危机因素。

还有一个视角就是人际关系，虽然我们指标上看老百姓收入是节节上升的，但是说到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方面就要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来看，说到收入分配似乎人人都有一定的怨气，都认为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公。这样的局面下，中央认为我们需要往下新升级的速度完全调整之后，要形成一个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的局面，后来把这样的战略意图表示为一开始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下，认识是一个引领新常态。

这是具体展开，是在2010年以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叠加，使我们中国增速两年之内迅速往下走到了2013年的8%以下，再往后经过三年相对平缓下行到了7%以下，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增速已经是6.9%了。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有长达12个季度，按照年度计算的经济增速是在很窄的6.7-6.9的区间内波动，已经形成了平台状态，非常符合我们寻求引领新常态所说的L型转换的愿景。所谓“L型转换”，他往下走不能速度一低再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要拐出一个尾巴。本来他希望在2018年以后完成L型转换的确立，但是第二重不利因素叠加上来，就是中美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四季度增速已经到了6%，贸易战现在已经进一步升级为科技战、外交战甚至利润有没有可能滑入内冷战等等，这种不利因素也是引起了方方面面高度关注。

还有第三重不利因素，这是体现在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第一梯度经济增速出现了负增长，二季度明显回调了，本季度增速已经是正的3.2%，但是1-6月份是负的1.6%。

这三重因素合在一起做一个基本判断，他们都带有中长期的特点，引领新常态不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我们的意愿，结构优化支撑高质量发展升级版的发展，还要经过不懈努力，中美之间的关系打打停停的过程中，我们是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到怎么样争取斗而不破，使中美共享全球产业链这个基本面，支持我们按照斗而不破处理中美关系，守住我们的底线，不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我们坚决不脱欧，我们要努力的处理好和美国之间和平竞争，斗而不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最大限度的争取避免滑入内冷战而走到底，美国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继续缩小和他发展的距离。

新冠疫情什么时候人类真正战胜这个？这可能是中长期的事情，相对来说这个因素他的不确定性比确定性更明显一些。所谓的确定性就是如果看到两年以后，我们在防病这方面，疫苗已经可以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这方面比较有效的药物和治疗的经验积累，已经可以使我们在治病这方面取得比现在更好的实际结果。但是还要有思想准备和新冠肺炎病毒长期依存。

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的叠加，都有中长期的特征，带来种种的不确定性。我们最基本的思路就是在努力应对和消化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确定性。中国的确定性首先来自于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的成长性，工业化、城镇化匹配上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表述的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国际化，再加上我们努力的和新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信息化，当然还有更综合的现代国家治理里面的法治化、民主化。我们仅仅抓住这些不放，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硬道理。我们要在扩大内需的概念下，更好的以内循环外循环合在一起，更好把握自己发展的主动权，而中国的成长性就是工业化、城镇化，我们未来几十年内，在本土上，有几亿人从农村转为城市，要更快的成为市民，要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的培育，释放巨大需求，形成供给的同时，又要取得全球可能给予的有效供给。这个双循环支撑中国的经济成长性，能够使我们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望以中高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

在主观方面还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在国家治理概念下调动所有社会成员，企业，社会各种非政府主体他们的潜力、活力和经济性，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这方面的改革攻坚克难中央已经有一系列最新文件给予指引。在指导下我们绝对不能低估改革的难度，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综合利益固化藩篱的倾向上取得一定进展，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以现代国家治理取向来释放成长过程中间的潜力空间，我们和发达经济体的距离还会进一步不断缩小。我们在三重不利因素叠加的下行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完成L型的转换，争取比如5-6这个区间内争取形成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向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在进一步升级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有进一步瞄准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两步走的战略导向，要把个人的因素充分讨论之后形成自己怎么样创新发展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这就是所谓供给侧必须定制化应对。解放生产力定制化解决方案要放在生产经营所有的努力上面，要努力地调动一切可用的积极因素，在双循环过程中争取打开新局面。